日军的战史中，有一句关键的自我承认。自陆军成立以来，师团长阵亡的案例前所未有。这位名叫酒井直次的中将师团长，于1942年5月28日下午2点13分，在浙江兰溪以北的一个十字路口被炸死。造成这一惨剧的不是大规模的围攻，而是一名工兵营长和几名士兵策划的埋雷行动。负责这一行动的是国军第21军第146师独立工兵第8营营长黄士伟。回顾事情的经过，1942年5月28日上午10点45分，酒井直次的马匹踏上了埋藏在路边的小土堆里的地雷，瞬间被炸飞，左脚严重受伤，流血不止。由于医疗队被派往后方，延误了救援，直到伤员到达医疗站时已经时已晚。加之日方封锁消息，直到9月27日才公开此事，显示出他们对此战损失的难堪。

酒井所在的部队正是国军第三战区，战区内驻扎着二十多万国军士兵，孤身处于敌后抗战长达八年，日军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彻底清除。它的战区自1937年8月20日设立以来，就经历了不小的变化。在最初，指挥的范围主要是宁沪杭方向，由冯玉祥担任指挥官，顾祝同任副司令。冯玉祥在9月调离后，老蒋亲自接掌指挥三个月。到了1942年12月20日，顾祝同正式接管该战区并一直指挥到抗战结束。

战区的改变与战场形势息息相关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相继沦陷。到1938年11月，战区的正式划定包含了江南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，还包括江西的赣江鄱阳湖以东的地区。若从地图上察看，战区内聚集了中国最繁华且被日军高度重视的城市，而这些城市此时正处于日军控制之下。简而言之，这支部队仿佛被包围在敌人的腹地，北部的长江成为了日军的补给线，东边海岸则是日军的登陆点，中央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均在日军控制之下。

战区的军力虽然总数超过20万，但其中正规军仅占不足三成，剩余的部队主要由地方军及从江苏西逃而来的保安团组成，部队素质参差不齐，显得杂乱无章。即使这些士兵在出发时脚踏草鞋，且装备不足，许多部队在遭遇战中连足够的弹药都无法保障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敌人按理说很容易就能将国军一举击溃。

然而，日军向第三战区发起的攻击频频遇阻，尤其是在1942年5月15号的浙赣会战中，日军大举进攻。前因是4月18号，16架B-25轰炸机从太平洋航空母舰起飞，轰炸了东京等城市，给日本全国带来了震动。对此，日军大本营采取迅速反应，决定摧毁东南地区可能供给美军的所有机场，因而分兵三路向金华、兰溪推进，目标指向衢州及其机场。国军守军则采取简单的防御策略，派遣独立工兵第8营在日军必经之路上布置地雷，营长黄士伟甚至把剩余的地雷全部埋在江东岸的小土丘上，静候敌人上钩。

5月28号，日军在突袭中遭遇雷阵的攻击，损失惨重，被迫暂停行动。尽管酒井下令工兵连进行排雷，然而在上午10点时工兵报告已经清理完毕。可就在不久后，酒井带队走到了埋有地雷的十字路口。这场战斗的损失难以计算，尽管日军攻占了许多城市并突破了浙赣铁路，但国军的损失也高达约7万人，反而让一个师团长陨落在浙江的山路上。

再往前推一年，1941年4月19号，日军第48师团与海军陆战队在福建闽江口登陆，21号占领福州。5月22号，李良荣自请出征，从南平出发向东推进，25号在闽侯大湖展开战斗，成功歼灭敌军300余人。8月19号，顾祝同下令反攻，9月1号，华军向前推进，直到9月3号日军全线撤退，福州因此被重新夺回。经过这样的胜利，国军第一次成功收复了一座省会城市。

尽管日军希望全力清剿国军，但在经过几番挣扎后，他们不仅占领了土地，还打通了铁路，但最终并未能彻底消灭驻留在山中的敌人，以及战区的依然存在，下一次的战斗不可避免。日军之所以无法彻底拔掉这支部队，主要有几个原因：第一是地形因素，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如苏南、皖南、浙江和福建，山地和丘陵占了大部分，浙江省的山地比例更高达70.4%。山脉使得日军的重炮和坦克难以展开，小股部队在山中常常被游击队逐个击破，而较大部队即使压过来也无法锁定目标；第二是日军兵力不足，分散在多个城市及地区，难以集中力量攻坚；第三则是战略方向的改变，经过武汉会战后，日军逐渐转向控防维持，鲜少进行大规模进攻。